50年前，毛泽东发表了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一文。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，他深刻地分析了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，强调必须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尤其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论断，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。

　　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。在新时期，社会矛盾没有也不可能消亡，而是呈现出更加复杂、更加多样的态势。清醒认识、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、社会的安定祥和，对于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，至关重要。目前，我国仍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。敌我矛盾不占主导地位，但因其具有对抗性和对社会的破坏性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，对这类矛盾不能掉以轻心。人民内部矛盾占主导地位，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地、普遍地存在，并且将长期存在下去。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凸显出来，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在当前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首先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。

　　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，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过大。我国现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、多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，在这种格局下，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就会出现差别。如企业中的劳动者、管理者、工程技术人员、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以及其他人员，由于分工和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，也由于除按劳分配外，还存在按生产要素（包括资金）分配的方式，加上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和其他因素，他们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就较大，这种情况是以前所没有的。改革开放前，我国的所有制比较单一，除少数个体经济外，都是公有制（国有和集体所有），分配方面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，社会不同成员的收入分配基本拉平，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。但这种表面上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，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，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，最终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改善都极为不利。因此，我国目前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比较突出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是我国改革开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，解决这类矛盾，只能通过持续发展经济，继续深化改革，而决不能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。

　　缓和、化解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，首先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。经济发展了，实力提高了，许多利益上的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。比如，在经济发展、实力增强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可以增加投入，加大对收入过低人群的扶持力度；就可以进一步解决好“三农”问题，缩小城乡差别；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，扩大就业机会；就可以加大对西部的开发力度，进一步消除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地区群众在收入、财产分配上的不公平等等。

　　缓和、化解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，其次是要调节好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。调节利益关系，是当前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手段。调节利益关系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，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、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；其归结点则是逐步化解矛盾，实现社会和谐。这种调节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压制一部分人，抬高另一部分人，而是通过经济、法律、政策、行政等多种手段，初步理顺不同社会群体在收入、财产拥有等方面的关系，使这种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公平、相对合理的范围内，防止因分配结构失衡而使利益矛盾激化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。

　　调整利益关系，要特别关注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。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一部分在城镇，而大多数在农村，尤其是边远农村。农民中虽有较富裕者，但为数不多。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之所以较差，是因为：（1）相对于工业和部分服务业，农业技术含量、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附加值都较低，因而收入也普遍较低；（2）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，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覆盖不到农民，这就使得农民不但在初次分配上低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，而且在二次分配上又拉大了这种距离；（3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，农民的税收和税外负担较重，勉力承担后，加重了他们的贫困和半贫困状况；（4）由于城市的膨胀，农民土地被征用的情况相当普遍，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，而征地的补偿又极不合理，城市化带动的土地增值大部分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拿走，农民并没有得到实际好处。以上原因导致农民的收入不但低于那些大老板、大腕明星、大企业高管、其他高收入者，而且也低于从事其他行业的劳动者。改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特别是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，是调节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重点。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，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，农村稳则国家稳，农民富则国家富，农业经济发展则国民经济发展。

　　党中央多年来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一直给予了特殊关怀，制定了多项政策，如扶贫开发、转移支付、加强社会救济、支持慈善事业、完善社会保障、逐步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等。对于农民的增收减支，中央更是想方设法，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。“十五”期间，仅中央财政用于“三农”的资金就达到11300亿元，5年年均递增17%，是改革开放以来支农投入最多、增长最快的时期。中央决定“十一五”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，使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医疗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。这些政策措施，将惠及几亿农民及其子孙后代，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，改善农民生活，构建和谐农村乃至整个和谐社会，都将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　　胡锦涛同志在阐述和谐社会的内涵时讲到，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应该是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可见，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、社会有序发展、人际和谐相处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。这样的社会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所由衷向往和急切期盼的。但是，和谐社会并不是无矛盾的社会，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更不是无矛盾的过程。矛盾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毛泽东说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。世界再变也不会使矛盾消失，改变的只是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。明确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也正是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一文的精髓所在。当年，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发表此文，目的正是为了告诫全党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，不等于社会矛盾的消失，在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变得更复杂，更需要我们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。现在当我们重新学习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时，深感该文的一系列论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，至今仍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实现，并且由于旧矛盾消失了新矛盾又会再产生，这将是一个绵延不断、永无穷尽的过程。可以说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，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是我国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生活所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。对此，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。